幸存者武姗姗们和她消失的“学校”

仁爱学校的校长王莹

王晟、徐建凤 | 撰文

梁超 | 编辑

如果没有十年前的那场车祸，武姗姗此刻应该在老家甘肃正宁的中学里，跟村里的孩子一起学习，准备期末考试。

而如今，高位瘫痪的武姗姗坐在北京仁爱学校的教室里，翻着英语课本，等待着上课。但实际上自从9月起，这里就没有老师来上文化课了。

北京仁爱学校是一所民办特殊教育培训学校。7月24日，双减政策落地后，这里就按照政策要求，不再教授学生文化课。

这所学校高峰时期曾经接收过100多名特殊儿童接受教育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都是残疾儿童，没有北京户籍，不能进入公立特教学校学习，而选择了北京仁爱学校。

仁爱学校上课的孩子们

武姗姗在北京仁爱学校学习了7年。除了她之外，同样是高位截瘫儿童的李娟和张泽，也都曾在这里一起上课。如今李娟和张泽都已经回到各自老家。学校也只剩下了含武姗姗在内的8名学生，这里也已经更名为仁爱博溢文化艺术中心，留下的孩子在这里继续学习音乐等其他非文化课程。

残疾儿童入学难是不可忽视的现实。2018年发布的《适龄残障儿童入学状况调研报告》数据显示，2017年申请入学的心智残障受访者中，69%成功入学，28%申请失败未能接受义务教育，%虽成功入学但在12月已经休学或退学。

实际上，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解决残疾儿童上学难的问题。2017年，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的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（年）》就曾提出，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%以上。

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授、特殊教育专业负责人王梅认为，在公办特教学校和普校特教班教育资源不足的背景下，社会太缺乏优质的民办特教学校和机构，国家也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去支持民办特教机构和特教学校。“不光做起来还得管起来。”她说。

重回校园

那是2011年11月16日的清晨，“一辆能坐9人的校车坐了64个小朋友，逆行和一辆大货车相撞，死了22人，伤42人。”十年了，甘肃正宁校车案的幸存者武姗姗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开场白。

2011甘肃1126特大校车事故

那场事故推动了校车改革的进程，她是这场事故中最严重的受伤者。“脊髓第6到12节严重损伤，孩子是捡回一条命。”武姗姗的爷爷武占西至今难忘校车被撞烂时现场的惨状，一具具幼儿的尸体被拖出摆在路边，到处是血、书包、鞋子，还有家长们歇斯底里的哭声。

十年来，武姗姗辗转西安北京，做了6次手术，脊椎里的7个合金卡子装上又取下，也尝试了干细胞移植，瘦小的后背仿佛习惯了手术刀一遍遍切开又缝合。

由于身体对麻药产生了耐药和不适，最后一次手术只能在没有麻醉中完成，她疼得在手术室无助地哭了，她说是那种没有眼泪的哭。弱小的她，无声地承受着这一切，只为了两个目的：重新站起来和上学。

而陪在她身边的，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。十年间，改嫁的母亲在她出事后从未露面。父亲再婚有了弟弟，来北京办事时顺便看过她一次。“有时候我会想爸爸妈妈，偶尔会想。”已经14岁的武姗姗声音逐渐变得微弱。

这场车祸，带给武姗姗的，除了无法愈合的身体创伤，还有无法逆转的命运之殇。童年的记忆只留下了手术带来的苦难，失去了父爱母爱，回不去的曾经校园，乃至未来难以走入的工作岗位。

她想要重新回到学校的念头，源于她伤后第一次回村里，几年的光景让武姗姗对一切都倍感陌生，“我看到小时候的那些朋友都长大了，都认不出来了。”村里的人好奇地围着她问长问短，只有坐在轮椅上的武姗姗还像小时候的样子。“那时候我发现活着的那些小朋友都上学了……”

为了重新站起来每天练习的武姗姗

在北京的日子，武姗姗和爷爷每天早上9点，都会准时来到北京博爱医院的康复科，水疗、针灸、气压……日复一日地做着每一个有可能让她双腿恢复知觉的项目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武占西从康复得到了一个消息，附近的仁爱学校能接收无北京户籍特殊孩子上课。于是，他怀着忐忑的心推着武姗姗敲开了仁爱学校的大门，也敲开了武姗姗重入校园之门。

学校里的“代表人物”

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一个居民楼内，几个坐轮椅的孩子跟老师认真读着单词，旁边的教室有两名脑瘫孩子在上语文课，还有声乐课、美术课等。每个教室都满满当当，武姗姗也身在其中。

那时这里还叫仁爱学校，而这位老师就是学校的创办者王莹（化名）。

45岁的王莹曾因一场事故险些瘫痪，在医院康复期间，她常常看到一各种原因致残的孩子，划着轮椅在楼道转来转去，他们已无法回到普通学校，有的人甚至永远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，轮椅仿佛一个牢笼将这孩子困住，王莹有些难过。

“教育应该是平等的，我就想办个特教学校，让他们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学习。”于是顶着家人的不理解和反对，她用自己的工资和积蓄租赁教室、申办非营利教培执照，招募老师，用几十元一节课的价格让几百名特殊孩子得到了系统的教育，也包括在这里学习7年的武姗姗。

根据媒体此前报道，我国残障儿童数量很早就超过800万人，位居世界首位。“一些特教学校很早就让孩子接受职业教育，此外，特教学校的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个体的需求。”这些年王莹也考察了一些公办特教学校，在她看来有些学校没考虑孩子的特殊性，并给与相应的教育方式，这是一种缺失。

“你很难想象一个1+1等于2都记不住的9岁智障男孩，可以记住几百首歌曲的歌词，并且有着专业歌手般的男高音；手部扭曲的脑瘫女孩，一弹古筝就恢复正常，还考下了古筝十级证书。”王莹不想看到他们的特质被世俗掩盖，他们应该有自己发光的领域。

仁爱学校的孩子参加演出

仁爱学校的学习经历将武姗姗的文艺天赋显现出来，在完成了小学课程的同时，她还考下声乐十级、葫芦丝十级、古筝九级……拿下50多个证书和比赛的奖项，多次登上舞台，成为仁爱学校的“代表人物”。

融合教育和“生死协议”

“做这么久的特殊教育，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排斥心，是从上到下的不接纳。”王莹说，包括武姗姗的爷爷在内，大多数特殊孩子的家长，都盼望着有一天孩子能回到普通学校，接受普通教育。

但现实却如一个微弱的火苗，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轻易将它熄灭。王莹曾经带着高位截瘫的孩子跟校方谈上学，但校长的话让她无法平静。

“他说如果要回来必须签个生死协议，你在学校发生的任何危险和责任，都跟学校没有关系。”这种深入骨子里的歧视和冷漠让她寒心。

更现实的问题是，正常学校大多没有电梯等特殊设备，学校也不会为了几个孩子将这个班级一直放在一楼。

12岁的李娟（化名）和武姗姗同样高位截瘫，在仁爱学校完成了小学课程，因为古筝特长她被老家的初中接收。

长期服用激素药导致这个小女孩身体严重肥胖，但是教室设置在四楼，李娟的母亲只能每天早上花5块钱，雇人将她从一楼背上四楼，晚上再花5块钱从四楼背下一楼，中午再去学校给她换尿布和，周而复始。

“普通学校接纳特殊孩子是有前提条件的，除了成绩优秀，还得有特殊才艺，能够为学校带来荣誉。”王莹感叹，8年间不少仁爱学校的孩子被正常学校拒绝，如果这个孩子没有特长还坐轮椅，那他回到正常学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“很多特殊孩子智商又没有问题，为什么他们不能有个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呢？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一体的孩子往往都会早熟，他们在社会上看到这么多人跟自己不一样，排斥和歧视会越发的让他们自卑，更缺乏安全感。

“其实我也没什么烦恼，就是在外面的时候总是有人盯着我的轮椅看。”如今，武姗姗接受了自己的不同，虽然已经习惯，但这种感觉还是深深地烙印在心里。

为了给仁爱学校的孩子们一个出路，王莹曾尝试在学校进行融合教育。上午老师们为脑瘫、智障、坐轮椅等特殊孩子上课，下午则是报班的正常孩子学习时间，在上课时间上有一些交叉。

有天中途下课，一名普通小男孩跟武姗姗一起玩儿的时候，被接他的母亲看到，她一把上前拉住男孩就往外走，楼道里回荡着男孩母亲的声音：“你以后别跟她玩儿了，你看她坐轮椅，你们一起玩出事儿了怎么办，这个责任谁负？”家长的话深深刺痛了王莹。

渐渐地她发现越来越多普通孩子家长开始对学校不信任，调课避开或者带孩子离开。王莹很失望，尽管这些年社会发展越来越快，人们的衣服越来越光鲜，但是她知道，有样东西却一直没变，它就在那里，如此坚固却又如此沉重，重的可能一下就压垮这孩子脆弱的自尊心，她也从此放弃了正常孩子的课程。

最后的坚守

“双减政策”实施之后，仁爱学校不再开设文化课，还在康复中的武姗姗和她的同学们，突然面临无法上文化课的境地。学校的老师也从20多人减少到8人，只剩下古筝、葫芦丝等音乐老师坚守。

“文化课对这帮无法入学的孩子太重要了，对他们的成长和正确面对外界的歧视都有益处。”王莹说，她和老师们都非常理解和支持教育改革，但这特殊孩子却不得不另寻教育的出路，仁爱学校也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

曾经在山区支教多年的马雯（化名）在仁爱学校工作4年，她曾是武姗姗的英语老师。她说，在这里上课的老师都有着一种默契，课时费只是外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，几年如一日，但没有人有异议，这份默契源于一种认知。

但是即便如此低的课时费，对于一些残疾孩子家长而言，也需要拼劲全力去赚取。10岁的张泽（化名）在一场交通事故中，被大车撞出20米，又被迎面而来的汽车碾压，导致高位截瘫加双目失明。

张泽的母亲郭丽（化名）带着他询问了北京多个特教公立学校，但因户口和学籍名额等原因没有学校接收。而私立特教学校的学费宛如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，让他们无力承担。

为了儿子，郭丽辞去了老家国企的工作，在北京一天打5份工，供儿子康复和学习。曾经的仁爱学校是张泽接受教育的唯一寄托。

“这孩子学东西都很认真，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的感受到，未来再不可能出现平等二字。”马雯太了解这些特殊孩子的处境。

“阵亡”或“重生”

未来如一片没有边际的沙漠，关于武姗姗的出路，武占西的脑海一片茫然。在他看来，文艺毕竟不是长久之路，还是要继续上学，但是什么样的学校能够接收武姗姗呢？

“孩子一年比一年长大了，我们一年比一年老，万一我俩不在了，现在的社会她还有出路吗？”一提起未来，武姗姗的爷爷武占西总是不自觉地摇头。

一位心智障碍儿童公益组织负责人对这个体的困境感同身受。“我们圈内有个词叫‘阵亡’，就是我们的特殊孩子在普通学校留不住。”

成立学校8年，王莹面对过邻居的投诉，应付过工商和街道频繁的检查，她投入的钱可能已经足够在北京买一套房子，她害怕算账，每年都想放弃，但每年又说服自己坚持下来。

虽然不再教授文化课后，学生人数减少到了个位数，但王莹还固执地坚守着8年前的情怀，不愿松手。“很多刚来学校的孩子不认字，甚至无法沟通，他们在这里学习几年很有长进，回到当地参加残联演出，获得知名度，打开了一条出路。”在王莹看来，这也许对他们来说，是一种“重生”。

北京仁爱学校的困境并不是个例，一些民办特教学校和特教培训机构有着很强的公益属性，他们承担了无法进入公立特教学校特殊孩子的教育，但在当下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。

北京启智特教学校的负责人孙立（化名）透露，北京各区的公立特教学校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它只针对自己辖区招生，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特教体教育需求。很多无法进入公立学校的特殊孩子只能在家里养着，错过了接受教育的最好年纪。

“原来我一直在私立特教学校工作，但是学校收费高，困难家庭都要求我来办，我就想帮帮他们。”北京启智特教学校有学生近200人，采用全托管制，教职工超60人，学校的运营经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孙立自己承担。“这个行业有钱的不干，没钱的干不了。”而这类独立于公办的民办特教学校和特教培训机构，是一种特殊人的教育补充。

如今，学校的规模受到限制，已经成立11年的北京启智特教学校只能转型，并从北京搬去了唐山。

与传统教培行业不同，民办特教学校很多申请的是非营利营业执照，所以更具有公益机构的一些特质。如果说特教行业是荒野中的绿洲，那么这类民办特教学校就是这绿洲中的一汪清泉。

深冬的一个下午，做完康复的武姗姗在爷爷的陪伴下回到学校，这里安静得不再如初，“老师，我还能跟正常人一样去上班吗？”武姗姗的问题让王莹心酸，她本不该在这个年纪想到这儿。

“这些孩子已经认识到生活不易，从这个学校走出去后会面临怎样的人生。”

双减政策让很多家庭受益，但像武姗姗这样的孩子，该怎么办？王莹望着曾经热闹的照片墙出神，“只要还有像姗姗这样的孩子在，学校就要继续办下去。”

本文转自“iFeng教育”（ID：edu__iFeng），作者王晟、徐建凤。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，不代表芥末堆立场，转载请联系原作者。